人物介紹：
在延安時的梁金生
梁金生（1906—1946），祖籍廣東省寶安縣（今深圳市龍崗區）。1906年出生于越南東川，1919年考入南京暨南學校，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8年赴延安，曾任光華制藥廠廠長、保小校長，1946年在越南犧牲。
2021年7月，梁漢平在北京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本刊記者 侯欣穎 / 攝）
梁漢平，1942年出生于陜西延安，革命烈士梁金生之子，1962年參軍，1986年北京大學國政系干部專修班畢業，原中紀委干部。
提到父親梁金生，梁漢平陷入了久久的沉思中。“我上小學前，只知道自己有母親，還在奇怪為什么其他同學有父親，而我沒有。后來母親告訴我：‘你也有父親，是個非常好的父親，他為革命犧牲了！’從此，我時常會想，我父親是個什么樣的人？”梁漢平對《環球人物》記者說，“后來，我多次查找父親的事跡，漸漸對他有了更多了解。父親出生在越南，7歲時回到中國學習中國文化，13歲小學畢業，考上了暨南學校。上大學時，父親想：我國是農業大國，要興農救國，于是首選學農；后來，他覺得，我國農民普遍身體不好，只有讓他們有個健康的體魄，才能興農，于是他就改報了中醫科；讀大學期間，父親發現，有些大學生吃喝嫖賭，不務正業，由此認識到人的思想是最根本的，他就改學了師范，同時自修中醫。從父親選專業的道路來看，他一心系民。”
愛國愛民的一腔熱血讓梁金生在校期間就加入了共青團，畢業后，他服從組織安排去廣東進行農民運動，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此走上革命的道路。
“岐黃妙手”
梁金生早年曾擔任廣東省國民基礎教育研究院的教育指導專員，在廣東、廣西、香港、越南等地做地下工作，建立了中共從香港到廣東的秘密交通線。1938年，組織派他去延安深入學習。梁金生到達延安后，先進入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畢業后分配到職工委員會。“職工委員會的領導是林彪的表弟林育英（化名張浩），我父親協助林育英做工人運動。他們想在延安辦一個培訓班，但沒有錢，于是，父親就出了個主意，他說自己懂中醫，可以先辦一個中藥廠，掙了錢以后再做職工培訓。”梁漢平說。
林育英把梁金生提出的建議上報給黨中央，中組部副部長李富春看了后覺得非常好，對梁金生說：“延安正好缺醫少藥，你又懂中醫，就開個中藥廠吧。”于是梁金生從職工學校調到財經部辦藥廠。
1939年3月，光華制藥廠成立，廠址設在延安城東17公里處的拐峁村，梁金生擔任廠長。光華制藥廠成立之初僅有35名員工，主要任務是開發邊區中草藥，研制各種中成藥。隨著藥廠的不斷擴大，慢慢分設出制藥間、研究間、碾藥間、丸藥間、干燥間、包裝間、提煉間等生產車間和住院處，住院處的病床達到了150張。后來，梁金生被提拔為衛生材料廠廠長。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梁金生參加了會議，在會上提出“不能忽視中醫，中西醫應該結合”的觀點，得到毛澤東的贊許。
光華制藥廠開辦起來后，很快發展為一個綜合性的大企業，梁金生會看病又能制藥，被稱為“岐黃妙手”。有一次，越南駐共產國際代表黃正光生了病，久治不愈，陷入昏迷中，西醫束手無策，最后工作人員將他送到梁金生這兒治療。在當時，沒有什么化驗的儀器，梁金生就用土方法嘗了黃正光的大便，隨即確診他得了傷寒。梁金生將黃正光抬到自家屋里，親自開方煎藥，照顧了三天三夜。奇跡發生了，三天后，黃正光醒了過來，慢慢痊愈。后來，黃正光還感染過肺結核，也被梁金生給治好了。
“事實上，父親還救過一次黃正光。有一次延安發大水，黃正光和我父親正騎馬并行，被洪水沖倒了。黃正光不會游泳，在慌亂之中抓住我父親不撒手。我父親果斷對他說：‘你松手，我能把你給帶上去。如果你抓著我，咱們倆都得沉下去。’黃正光松了手，被父親帶上了岸。”梁漢平說。
后來，黃正光回越南之前，對他的愛人伍真說：“你見到梁金生要替我給他磕三個頭，他救過我三次命。”
梁金生和妻子姚淑平的相識，也是在藥廠。“母親患了咳嗽，幾個月不見好。后來有人跟她推薦我父親，母親就抱著試一試的態度去找父親。父親給她開了一服藥，這一服藥抓回來，吃了一個禮拜，咳嗽就好了。因此，母親對父親留下了好印象，慢慢地，他們就開始交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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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的教育理念
當時，姚淑平在延安保育小學當老師。“那時候，保小師生的健康堪憂，很多孩子生了病，而且學習成績也不好，黨中央就想找一個懂教育的人去管理保小。組織上了解到我父親曾擔任廣西國民基礎教育研究院的教育指導專員，就問他，保小特別需要人，你愿不愿意去？父親說哪兒需要他，他就去哪兒。于是，他成了保小校長。”
1943年10月12日，梁金生在延安保小寫的“關于保小”的材料。
上任伊始，梁金生就立了軍令狀，要在半年內改變保小的面貌。一開始，保小沒有教室，學生就在樹底下上課，跟老鄉養的雞、鴨、狗在一起。梁金生來了以后，帶領工作人員挖了一些新窯洞，讓學生在屋里上課。那時正是困難時期，全民在搞大生產運動。除了藥廠外，梁金生同時還開辦豆腐坊等生產企業，掙錢養活學校。
梁金生非常注重師生的身體健康，他親自開藥方，每天早上熬幾大鍋中藥湯，讓師生每人舀一碗喝，調理身體。很快，保小師生的身體狀況有了很大改善。梁金生對疾病的預防也很注重，他聽說哪兒暴發了什么流行病，就讓大家吃預防的中藥，后來，保小基本杜絕了流行病的發生。
師生的健康有了保障，梁金生開始大力推行他的教育理念。他說，教育是活的，是動的，是勞動的，是愛國主義的。在他的倡導下，保小高年級學生每天上半天課，勞動半天；低年級學生也會干撿麥穗等簡單的活兒。學校平時組織各種生活會、辯論會和競選活動，鼓勵學生多交流、多展現自己。愛國主義教育也是學校的一大重點，老師時常帶著學生去參加一些救護傷員的活動，鼓勵大家愛國愛黨。在這種風氣下，保小里發展了不少十五六歲的年輕黨員。
“我父親秉持很開放的教育理念。有一名女紅軍戰士小產了，醫生把未成形嬰兒的尸體泡到福爾馬林里，保小的老師就帶著十幾歲的大孩子去醫院看，讓他們從科學角度了解嬰兒出生之前是什么樣的，是怎么長的。孩子們看了之后并不害怕，反而興趣盎然，也學到了很多知識。我父親的這種教育理念，在新中國成立前，甚至在國際上，都是超前的。”梁漢平說。
雖然梁金生在梁漢平3歲時就去世了，但梁漢平后來從母親以及旁人處聽說了很多關于父親的事跡，對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他希望自己能成為像父親一樣有用的人。“那時延安的狼很多，我上學時，時常能看到狼趴在窗戶外，瞪著綠眼睛。我們小孩都怕狼，晚上睡覺時，就往墻邊擠，誰也不敢挨著窗戶。我從小膽兒大，覺得自己應該站在同學們前面，于是主動要求睡到窗戶邊上。到了夜里，我迷迷糊糊睜開眼，就看到一只狼扒著窗戶瞪著我，嚇得我直往里縮。但后來我還是堅持睡在窗戶邊，因為我要像父親那樣站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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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僑聯建反法西斯同盟
1940年，延安華僑救國聯合會（簡稱延安僑聯）在延安成立，宗旨是：加強對海外僑胞的聯系和宣傳，組織華僑歸國抗戰，參加邊區經濟建設和興辦各種企業。梁金生擔任延安僑聯執委。“僑聯向海內外介紹中共的抗戰，擴大了我黨的影響；僑聯發揮了參政議政作用、發起組織西北華僑實業公司、興辦華僑毛織廠和光華制藥廠，支持邊區建設，培養了干部。”梁漢平說。
1941年9月21日，中央委托朱德召集在延安的20多個國際團體開座談會。朱德提議：“各民族友人首先團結起來，組成一個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同盟。”經過一個月的籌備后，1941年10月26日，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會在延安召開，來自日本、印度、菲律賓等十幾個國家和地區及18個民族的130余位代表到會。大會主要討論反對日本法西斯的方法和策略問題。開幕式上，延安日本工農學校的35名學員登上講臺，集體宣誓加入八路軍，他們紛紛表示“愿意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為中國和東方各民族人民的幸福奮斗到底”。
毛澤東、吳玉章、葉劍英等領導同志應邀到會演講或致辭,給與會者很大的鼓勵與激勵。毛澤東說：“我想大會的重要目的就是團結，促進各民族的團結，共同打倒法西斯！”梁金生代表僑聯在會議上發言，并提出了幾項具體建議。
大會通過了19項提案，并選舉朱德、阿里阿罕、梁金生等37人為“延安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聯盟”的執行委員。大會通過了《大會宣言》《告日本人民書》等，將東方各民族的反侵略陣線推上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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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能要烈士補貼”
1945年，梁金生在去越南之前全家在延安的合影。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越南共產黨主席胡志明向我黨中央提出：希望洪水（阮山）、黃正光、梁金生同志去越南支援抗法斗爭。到越南后，梁金生遵照對外聯絡部和僑聯的部署進行工作。與家人兩地分居沒幾天，梁金生就給妻子姚淑平寫了封家書表達思念之情：“工作極忙，自不在話下，你是可以想象而知的。日來常外出晚歸，月光照耀清澈大地。‘人生幾得月當頭’，僅獻給你拙詩一首：六日相思勝似年，悄悄月夜踱窗前；英雄未必無情者，先公后私界線明！”
1945年，梁金生給妻子姚淑平寫的家書。
1946年，梁金生在越南犧牲。兩年后，華僑聯合會主席謝生寫信給姚淑平告知噩耗：“金生同志是為革命光榮犧牲的，我僅代表全體華僑同志表示無限的悲痛，哀悼他全心全意為黨為人民革命事業英勇犧牲的精神，并代表洪水同志向你——他的親人及他的愛兒表示親熱的慰問……”由于身份的保密性，37年后的1983年，梁漢平和家人才拿到梁金生犧牲的證明。
梁漢平上初中時，學校要給他發烈士子弟的補助費用，每月18元。梁漢平堅決不要，教導處主任三次找他談話，都被拒絕，最后教導處主任拍著桌子說：“要不要烈屬補貼，你做不了決定，回家問家長去。”
梁漢平回家問了媽媽，姚淑平誤以為兒子想要烈屬補貼，非常生氣，不等他把話說完，就批評說：“難道我養不活你嗎？你還和政府要錢！現在國家這么困難啊，我們堅決不能要！”
梁漢平說：“那時，媽媽給我的生活費是每月9元，我住校加上每月伙食費的花銷是8.5元，剩下一點零頭用來乘車。有一次我想買本書，沒有余錢，就每周步行10多里路到學校，省下幾個月的車費，才能買一本我想看的書。但我和媽媽都認為，我們不能拿國家的補助，不愿給國家增加負擔。”
1986年，梁漢平（左二）和母親（左三）回到延安，在住過的窯洞前合影。
上大學后，梁漢平開始利用暑假到西安、廣州以及廣西等地查尋父親的材料，尋找父親的足跡，漸漸的，一個活生生的父親形象映入了他的腦海。經過多年努力，2009年6月，在深圳黨史辦的指導下，梁金生烈士紀念館在羅湖區梁金生故居落成。如今，梁金生烈士紀念館已經成為深圳市黨史及羅湖區青少年教育基地。“2013年越南國家主席張晉創在越南大使館會見中越友好人士時，接見了我；2015年越南共產黨總書記阮富仲在越南大使館會見中越友好人士時，接見了我；2017年5月，越南國家主席陳大光到中國參加‘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也接見了我。這是越南國家領導人對為越南革命獻出了生命的中國同志的紀念和關懷，而中越人民的友誼是在共同的革命斗爭中發展而來的。”梁漢平說。
長大后的梁漢平又多次回到延安。他說：“父親雖然早早就犧牲了，沒有留下任何遺言，但他的事跡一直鼓舞著我，讓我盡自己的綿薄之力為國為民做出貢獻。這也是無數老一輩革命者對后代的期許，是我們應當繼承的遺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