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網絡上，熊逸總以一襲長衫的棕熊形象示人。

　　《資治通鑒》里有這樣一則故事：建昭元年，漢元帝到虎圈斗獸，后宮嬪妃皆在一旁圍觀，不料意外陡生，原本圈養在圍欄里的熊突然逃了出來，嚇得旁觀者四散奔逃——“熊逸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婕妤等皆驚走。”后世有人看了這段，重新句讀，得了“熊逸”兩字為筆名，開始了著書立說之路。

　　“字面意思可以理解為：不得了啦，熊逸出來了，大家快逃！想讓自己顯得威風點兒。”熊逸說。

　　結果卻是威風有限，而神秘十足。早在2006年，熊逸寫作《孟子他說》時就已閉門不出多年，他曾說自己“和人一說話緊張，當保持一個距離時就很放松”。于是，披著“熊逸”的馬甲，30多歲的他講春秋戰國，講百家爭鳴，又講禪宗，講《周易》，語言活泛，思維洗練。當時他的一個編輯，拿他寫的東西給周遭人看，飽受贊譽，以為是個深沉老練的中年人，后來見了面一看，“年輕、白凈”。

　　始終背對讀者，只用文字和讀者神交的熊逸，在2017年，開了間“賽博書院”。以一襲長衫，一副眼鏡，一頭棕熊的形象示人，為50多萬讀者講經說史，《資治通鑒》是其中的重頭戲。今年10月，《資治通鑒熊逸版》出到了第三輯，歷史的坐標軸來到秦漢交接之際。司馬光如何為“秦二世而亡”歸因，熊逸又如何破題秦漢風云。帶著這些疑問，《環球人物》記者于11月初采訪了作家熊逸——當然，采訪仍是筆談。他聊起小時候讀的《資治通鑒》，聊起疫情期間臥病在床的創作狀態，又聊到歷史的細枝末節，幽默地說，“我可不想為了成為任何一個歷史大人物，穿越回先秦。那時候的伙食很糟糕，連一份最普通的小炒都吃不到。”

　　難怪作家萬維鋼說，熊逸對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進行了祛魅，“這個更鮮活的歷史只會讓你更加熱愛它——不是那種‘我家祖上特厲害’的愛，而是實在的親切感。”

2020年，熊逸開始解讀《資治通鑒》，目前講到秦漢之交的歷史。

　　熊逸和《資治通鑒》是“忘年之交”。

　　小時候的他幾乎處于放養狀態，自由時間很多，打發的方式就是翻家里的書柜。有天一瞧，見柜里新添了套書——中華書局版的《資治通鑒》。“特別醒目，黃色的封面顯得相當古舊，一眼望去，整整20冊皇皇巨著，稱得上威風凜凜，相貌堂堂。”熊逸回憶，翻開內頁，繁體豎排，大字號是正文，小字號是注釋，注音全用的反切法（中國古代最主要的一種注音方法）。

　　“對于小孩子來說，這樣一套書太有神秘感了，必須看”。因為書讀得多，讀得雜，年紀雖小，他看起繁體豎排卻不吃力，于是似懂非懂，不求甚解地，一翻就是許多年，“一冊一頁間滿是回憶”。

　　2020年疫情暴發，熊逸的生活并沒有發生太大變化，每天還是把自己關在家里讀書寫作，一如既往。當時寫的便是《資治通鑒熊逸版》的第一輯。他說從前也有講的想法，但時間、方式都不合適。“如果只用一周的時間，對這部大書僅僅做一點提綱挈領的概述，實在是暴殄天物?，F在終于有機會，讓我可以用系列圖書的形式，榨出其中的每一滴精華。”

　　作為一部多卷本編年體史書，《資治通鑒》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寫起，到五代后周世宗顯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筆，涵蓋十六朝共1362年的歷史。作者司馬光選擇以時間為綱，事件為目，綱舉則目張，所以時間節點怎么選擇、怎么表示，皆有考量。因此，熊逸“榨書”的過程也是從時間著手。《資治通鑒》全書以《周紀一》開篇，打頭第一句話：“起著（音同除）雍攝提格，盡玄黓（音同義）困敦，凡三十五年。”拿起書的人讀到這一句，多半就開始打退堂鼓了，看不懂，像打啞謎。

　　“這句話的意思是，記錄周代歷史的第一卷，開始于著雍攝提格這一年，結束于玄黓困敦這一年。‘著雍攝提格’和‘玄黓困敦’是太歲紀年法中的年份名稱，分別對應干支紀年中的‘戊寅年’和‘壬子年’，轉換為公歷就是公元前403年到公元前369年。”接著，他細細地解釋起牽涉其中的十二星次、天干地支等天文歷法知識。

　　司馬光為何要用如此生僻復雜的太歲紀年？熊逸認為，這不僅是出于實際的緣故，還有關于政治立場的弦外之音。編年史必須把歷史事件準確編年，需要天文歷算方面的專業知識，司馬光于是請來當朝權威劉羲叟負責編年，劉極推崇唐朝用太歲紀年的《大衍歷》，因此有了這些“怪詞”。而“刻意復古會讓人感覺這部書很莊重、很專業、很有格調，尤其是和新黨領袖王安石變法所掀起的銳意革新的浪潮格格不入”。

《資治通鑒》為編年體史書，所以作者司馬光對時間的選擇十分講究。（ 于明達 / 繪 ）

　　太歲紀年之外，熊逸認為司馬光選擇公元前403年作為全書開端的做法，更需細想。事情要從公元前453年說起。當時，晉陽之戰后，韓、趙、魏三家聯手滅掉了智襄子，形成“三家分晉”的局面，后世一些歷史學家，如《戰國策》作者劉向以此作為戰國的開端。而司馬光著書時，偏偏選擇了50年后，也就是公元前403年，韓、趙、魏三家被周天子封為諸侯這一事件作為戰國時期的開端。因為在這位北宋醇儒的眼中，名比實重要得多——“臣聞天子之職莫大于禮，禮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以儒家的標準來看，韓、趙、魏、智都是晉國貴族，他們無視晉國國君的存在，公然掀起內斗，是典型的禮崩樂壞。而若干年后，以禮制治天下的周天子非但沒有采取措施，反而分封韓、趙、魏三家族長為諸侯。“這就等于是，原本人人得而誅之的亂臣賊子得到了官方的認可，有了合法的名分。此事意義之重大，影響之深遠，再怎么估量都不為過。”熊逸說，“這就是政治家和史學家截然不同的歷史觀。”

　　“身為政治家的司馬光當時立心要編一部大書，所以自然會有‘慎始’的意識，會十分嚴肅地處理一個不當不正的年份，將一件表面上的小事件解讀為歷史中最大的教訓。”正如熊逸在開篇就點明的那樣——《資治通鑒》不是史官的史書，而是政治家的史書。

　　說到政治，不難想到操弄權柄、籌謀算計之術，于是，有不少人將《資治通鑒》當做研究“厚黑學”的教材。

　　在采訪中，熊逸少有地擺出鮮明的態度：“《資治通鑒》顯然不是權謀之作，只不過書里免不了有各種權謀，這些內容剛好擊中了一部分人的興趣點而已。司馬光寫這部書時有自己的政治經驗和一套儒家價值觀貫穿全書始終，書名‘資治’就已經表明態度了，要以史為鏡，要對政治有幫助。”

　　《資治通鑒》原本并不叫這個名字。早在宋英宗年間，司馬光就已經在寫一部編年史書稿——《通志》了。等到治平四年（1067年），英宗逝世，神宗繼位，20歲的神宗請司馬光為自己講讀《通志》，才聽了開頭“三家分晉”的事件就很受觸動，頓覺歷史經驗之重要，實為治國法寶。于是，他給《通志》重新命名為《資治通鑒》。

　　“意思是：一部對治理國家特別有幫助的中國通史。宋神宗還親自為《資治通鑒》作序，又把自己做皇子時的私人藏書送給司馬光做參考資料。”熊逸說。

宋神宗趙頊為《資治通鑒》命名。（圖為《宋神宗坐像軸》，現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

　　對于秦漢之交這段歷史，“資治”的重要課題之一是從秦亡漢興中吸取歷史教訓。司馬光這次又拿了件“小事”，借題發揮。項羽麾下有個猛將丁公，在與劉邦短兵相接之際，放了后者一馬。項羽死后，他主動拜見劉邦，以為憑借當年不殺之恩可得善待，不想被劉邦押在軍前一刀殺了。殺人還要誅心，劉邦說，丁公身為項羽臣子，卻不盡忠，使項羽失掉天下的就是他。

　　丁公到底該不該殺，自古以來頗有爭議，司馬光的態度是，該，因為“進取之于守成，其勢不同”。

　　“司馬光認為劉邦自從起兵以來，沒少招降納叛，但在稱帝后，只有丁公一個人因此被問罪處斬，是因為進取的時代結束了，守成的時代另有一套章法。當天下一統時，應該強調禮義和秩序，國家才能長治久安。劉邦殺丁公就是想讓所有人明白：做臣民卻不忠于君主，一定沒有好下場。”熊逸解釋道，“用今天的話說，創業和守業是兩碼事，創業成功的人如果用創業經驗來守業，大概率會重蹈秦朝的覆轍。”

　　熊逸：戰國時期，商鞅在秦朝搞的是集權化改革，讓政治簡單化、國民均質化、管理數字化，于是整個國家、全體國民和所有國家大事都被化約為“耕戰”二字，眼里只有種田和作戰。這種“戰爭發動機”的慣性很大，以至于秦統一了六國后，依然停不下來，只能南征百越，北伐匈奴。問題是，隨著版圖規模不斷擴大，原有政治模式還能適用多久，前景恐怕并不樂觀。更何況秦始皇死得太突然，偌大一個帝國交在了毫無政治經驗的秦二世手上。大體而言，秦二世繼承了五筆政治遺產：第一，廣袤的版圖；第二，成熟的中央集權體制；第三，全面推行的法家治國理念；第四，一整套科層制官僚機構；第五，十九個親哥哥和具體數字不詳的親姐妹。大概率所有遺產都有隱患。如果做一個簡單的比喻，可以說秦朝死于暴飲暴食導致的消化不良。在大澤鄉起義爆發前，大秦帝國就已經處處潛伏著不安因素了，只是在秦政府的威權之下，沒人敢把不滿情緒公然釋放出來，這種時候，只需要星星之火，就可以迅速形成燎原之勢。

　　熊逸：隨著睡虎地秦簡的出土，學界的確出現了對秦法是否真的如此嚴苛的懷疑，主要依據是這批秦簡中出土的《徭律》，加上后來的岳麓秦簡，可以推測秦朝的法律條文本身似乎談不上不近人情，只是不知道秦二世變本加厲到了怎樣的程度，法律的實際執行層面又有多大程度的扭曲。這些細節沒有定論，至少我們可以確定，即便陳勝夸大其詞，也足有900人被他忽悠住了。這大概率是因為秦朝的法度確實足夠嚴苛，以至于人們即便對法律條文并不了解，也很容易談虎色變，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這就是細枝末節的意義。我們可以假想一下2000年后的人們看一本今天的現實題材的小說，他們也許分不清小說里的人物和情節是真是假，但只要他們還有正常的判斷力，就應當知道小說里的許多細枝末節反而是真實可信的，足以呈現出2000年前的社會生活面貌。

　　熊逸：這就是古代史，即使我們把所有的已知條件通通加起來，得到的也只是殘缺不全的回憶。假如當時反秦事業的贏家是趙國而不是楚國，假如了解李齊的人擔任史官，李齊的事跡就很可能會被大書特書，巨鹿之戰也很可能會呈現出另一番面貌。但假設終歸是假設。不知道還有多少人像李齊那樣，轟轟烈烈的人生消隱于所有人的視野之外。但是，這難道不正是歷史學的魅力所在嗎——在審慎與豁達之間，在主觀與客觀之間，在文字與想象之間，在血脈與超然之間，在科學性與詩性之間。就像葉芝的那句詩：“山坡的青草/只會留下/野兔躺過的壓痕。”

　　熊逸：疫情時期，我被迫臥床了十幾天，什么都做不了，等到能做事，又要照顧臥床的家人，所以寫作進度被耽擱了不少，但不至于誤事。

　　巧合的是，當初司馬光編寫《資治通鑒》，也是在一種自我隔離的環境下。熙寧五年（1072年）司馬光在新舊黨爭中落敗，退而著書，足不出戶，目不窺園，如是者將近20年。家門以外的世界，對他而言，也正爆發著一場史無前例的“危機”，一個叫王安石的人滿世界橫沖直撞，在皇權的加持下，把大宋王朝攪得不得安寧。司馬光只能關起門來和幾個助手一起研制“疫苗”，希望能夠以一部《資治通鑒》總結歷史上的興亡成敗，使今后的社會對各種形態的政治瘟疫永遠免疫。這當然是一廂情愿的想法，但這份努力并不會因此而失去價值。

　　熊逸：價值判斷的問題從來都是因人而異的。

　　對有些人來說，《資治通鑒》里有歷史上許許多多在自己時代里最醒目的人的人生閱歷，有無數的經驗和教訓，讓我們可以體驗千百種境遇里的千百種人生，而人生要面對的許多根本問題并不會隨著時代的變遷而消失。不然的話，我們今天讀唐詩宋詞，《詩經》《楚辭》，就不可能有共鳴了，不是嗎？

　　熊逸：寫這套書，感覺就像廚師烹飪一頭大象，如何拆解，如何備料，如何在色香味俱全之上做出獨家風味，乍一開始，每一個細節看上去都重如泰山，而且無從下手。但想通了其實也不算很難，只要七把刀輪番上陣就可以了：追本溯源，讀歷史的第一項功課；竭澤而漁，網羅所有材料去偽存真；跟進學術前沿；知人論世，結合司馬光的時代背景和政治、學術立場，看懂他的各種取舍、剪裁和褒貶；再用思想史的專用解剖刀，看看不同時代、不同立場的人對《資治通鑒》的品評；最后兩把刀是古代意識和現代意識，也就是所謂的“跳進跳出”。我就是用這七把刀去處理《資治通鑒》，烹制的過程則始終保持小火慢燉，沒有宏大框架，只有豐富細節。

　　熊逸：這套書寫完后，我恐怕就沒有“還想寫什么”的問題了，而只有寫不寫得動的問題了。我只想能繼續把這件事做下去，做到底，就最好了。

　　我第一本書的出版其實比2006年更早，那時候會在上班之余寫點什么，但水平很糟糕，過后就不喜歡了?，F在水平高了些，想法成熟了些，但身體、精力都不行了，尤其是記憶力衰退。

　　心態也有變化，對未來的自己不抱幻想了，對，我也躺平了。但躺平不等于不做事，還是要把自己能做且有興趣去做的事情做到最好。心躺平了，人還站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