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兆言。牛華新/攝

“我想描寫時代記憶，真相如何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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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兆言寫過一部《南京傳》，以南京建城為起點，從孫權到孫中山，歷史蒼黃；這部《璩家花園》仿佛接著《南京傳》的故事，時間向后，視角向下。“很多人以為我只寫民國，我一直蠢蠢欲動要寫當代生活，現在終于寫了。”

三代人，70年，重大歷史時刻的輪番登場：上山下鄉、恢復高考、對外開放、出國潮、下海經商、國企改革、棚戶區改造……璩家花園目睹了主人公天井及一眾親朋好友和街坊鄰居的點滴生活和命運起伏。

小說有懸置留白的未解之謎，葉兆言認為，“那些沒交代結局的故事，不知道結局就對了，好多東西我自己沒搞明白，不是我沒搞明白，是歷史也搞不明白。我想描寫時代記憶，真相如何不重要”。

《璩家花園》。譯林出版社供圖

葉兆言不擅長煽情，通常在別人要流眼淚的地方，他會停下筆來，“好的小說，應該是能讓人帶著笑含淚讀完”。小說中照例會有很多痛、很多苦澀，很多不可言說，“我無意展示它們，渲染它們，只是輕輕地撫摸，帶著笑含淚繼續寫”。

中青報·中青網：在南京，或者說江南，有“璩家花園”的原型嗎？

葉兆言：肯定沒有，這是一個完全虛構的小說。璩家花園代表的是一個歷史文化街區，在幾十年間，從繁華到落寞再到被人關注。我寫的是一個從這樣的環境中走出去、最后又回來的人。

在外人的觀察中，老房子很有文化；而對于住在里面的人來說，其實“原生態”的環境已經不適宜生活，非常不方便，他們和參觀者有著完全不同的感受。歷史文化街區應該保留，但同時不能忽略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需求。

中青報·中青網：為什么把一個一生平凡的人（璩天井）作為小說主人公？

葉兆言：“天井”身上存在矛盾，他其實是兩類人的結合。一方面，他像20世紀50年代出生的大多數，讀書一般，工作一般，收入一般，對于人生處于一種比較木然、遲鈍的狀態；另一方面，他又“一生只愛一個人”，有著理想化的傾向。

我就想塑造這樣一個人，把他和大多數人一樣的、不一樣的經歷，都寫出來。兩種經歷之間可能是擰巴甚至矛盾的。把矛盾的關系糅在一個人身上，又顯得無比真實，這是作家應該處理的事情。

中青報·中青網：你最喜歡《璩家花園》中的哪個人物？

葉兆言：作家對小說中的人物而言，就像一個“操盤手”，人都在他手上，由他決定悲歡生死。所以，沒有“最喜歡”這個概念，寫誰都要寫好，寫誰都要寫得“活生生”。

中青報·中青網：那會在小說里投射自己的影子嗎？

葉兆言：寫作過程中，有時候會用到自己或身邊人的經歷。小說中的費教授是我祖父的同代人，小說開頭1970年，落實政策他一次性補發了7000元工資，這就是我們家的事情，我父親去領，背了一書包錢回來。

但我一直認為小說中最重要的不是這些東西，小說是虛構的，“真”從來不是對小說價值的最好判斷。比如，卡夫卡的《變形記》，人變成了甲蟲，顯然是假的，但這恰恰是一本特別好的小說。最好的小說是虛構出那些獨一無二的東西，創造出和自己以往寫的不一樣的東西。虛構作品最重要的是創造性，文學講究“獨一份”。

中青報·中青網：這部小說的敘事為什么是來回跳躍的，比如第一章講1970年，第二章講1954年，第三章又到了1971年？

葉兆言：傳統的閱讀和寫作，按時間順序或者倒敘，兩者其實差不多，都是線性的。時代變了，閱讀方式有了極大的自由。今天的閱讀不一定是從頭開始的，從哪兒開始，說不準。

《璩家花園》的時間跨度很大，也許讀者想從自己熟悉的那個年代開始看，如果覺得有意思，就繼續，沒意思，就放下——這是當下閱讀的基本狀態。我甚至想把書裝訂成活頁。這也對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前說寫作要“鳳頭豬肚豹尾”，開頭一定要漂亮。但現在，作者要把每一頁、每一段都認真寫好，靠一個開頭把讀者“征服”是不可能了。

中青報·中青網：你和“天井”是同齡人，你有過璩家花園那樣的生活經歷嗎？

葉兆言：重疊不是太多。我的爸爸媽媽說吳語，周圍的鄰居也說吳語，和南京的江淮官話不同，語言習慣讓我的家庭就像沒有融入南京的江南人。但我生在長在南京，顯然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南京人，也許過的不是典型的老南京生活，但和這座城市密不可分。

中青報·中青網：你的很多作品和南京有關。與江南其他著名城市相比，南京有什么獨特之處？

葉兆言：城市與城市之間的差別，不如一座城市中不同階層之間的差別大。我更習慣把地方特色作為一個符號，符號后面的那些人更重要。作家不應該是一個“賣土特產”的，我的文學就一定要和“鴨血粉絲湯”“南京板鴨”放在一起嗎？文學是世界性的，越是世界的，就越是地方的。世界上普遍適用的東西，一定能屬于地方，比如手機、電腦。

當然，南京有一點特別之處，就是南方覺得它是北方，北方覺得它是南方，誰也不認它。這也是南京的優勢，既可以“不南不北”，又可以“又南又北”。南京是一個“天真”的城市。它不太在乎自己的形象，歷史上有名的“亡國之都”，現在江蘇省內，面積排名第九，經濟也不是第一——但南京不在乎。

中青報·中青網：作家筆下的某個城市、某個村莊，經常會有文學意義上的建構，你想建構一個自己的南京嗎？

葉兆言：那都是評論家說的。一個作家老老實實寫就行了。建構一個南京，太狂妄了。

寫作本身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就仿佛要拉著自己的頭發跳到地球之外去。但寫作的意義就在這里，像西西弗斯那樣，試圖把一塊石頭推到山頂，明知道結局石頭還會滾下來——你依然永遠在推。

在這樣的狀態下，你說自己要建構一個城市，有點蒙人。作家寫作的時候，想得更多是如何寫好一個人物。寫作也像跳高，不是天天賣弄你能跳到的高度，而是去嘗試你跳不到的，盡管可能以失敗告終，但你要有那個欲望。

中青報·中青網：《璩家花園》是你14部長篇小說中體量最大、故事時間跨度最長的作品。在你的寫作生涯中，短篇小說也占了很大比例。寫長篇或短篇，是按什么標準來選擇？

葉兆言：沒有標準，就是喜歡寫。短篇、中篇、長篇的區分，就是個字數問題。也許有人認為，短篇有短篇的章法，長篇有長篇的規矩，但對于一個職業作家來說，寫作就是要打破各種常規，沒有定數。

有人說，所有的寫作都是模仿。寫小說的人，更多可能在“反模仿”：你這樣，我偏偏不這樣；大家都這樣，我就絕對不這樣。其實這也是一種模仿，以一個標準為參照系，只不過是反向的。

中青報·中青網：你在1978年考上南京大學中文系，中文系是你的第一志愿嗎？

葉兆言：不是。那時候做了4年工人，考大學、填志愿，都是稀里糊涂的。我一開始準備的是理科，但我眼睛不太好，又改考文科，第一志愿寫了“文史哲”，很不規范，其實意思就是，只要讓我上大學，讀什么都行。其實從個人興趣出發，我會更喜歡歷史。

中青報·中青網：你還記得小時候的閱讀經歷嗎？

葉兆言：我記得小時候是怎么“認字”的。爸爸在紙片上寫點字給我，也不教是什么字，也可能是教了，我沒記住。家里有好多玻璃門的書櫥，我就拿著紙片，對照玻璃后那些書脊上的字，看書上和紙上的字哪兩個是一樣的。這可能是我最初的閱讀經歷。

我還記得書架上的書是“分區”的。托爾斯泰有好多，契訶夫有一整層……在我還不懂文學是怎么回事的時候，我就知道原來這些人是作家。

中青報·中青網：你會對哪類書比較感興趣？

葉兆言：始終在變。比如我上大學時候，看金庸小說挺起勁。閱讀沒有目的性，是一件很快速的事情，所以我也希望自己的書，讀者抓到手上后，還能看下去。

陶淵明的《五柳先生傳》里講得特別好，“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我喜歡讀書，也不在乎書里說了什么，但讀到有意思的地方，會連吃飯都忘了。這是閱讀時非常好的境界，也是我閱讀的基本狀態。后面還說到寫作，“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寫作和閱讀一樣，目的就是給自己帶來快樂，不要總想著建構什么、改變什么。

中青報·中青網：你曾經讀到哪本書特別快樂？

葉兆言：中學時代讀雨果的《九三年》，覺得它的結尾太棒了，怎么能寫得如此壯觀、酣暢；還有《悲慘世界》，有一個情節是冉·阿讓去接珂賽特，太精彩了，現在回想都很激動。但是在今天的寫作中，我不會這樣寫，雨果用一個近中篇的篇幅來寫一個情節，太古典了，閱讀與寫作終究要符合時代。

中青報·中青網：你對當下的年輕人有什么閱讀建議嗎？

葉兆言：非常簡單，想讀什么就讀什么。

年輕人有兩種，一種是在上大學的，那就該多讀書，這個時候不讀什么時候讀；另一種是正拼事業的，那就該去忙事業，同時多讀一些相關專業的書。“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這是一個模糊的概念，因為沒有說清楚讀什么書。讀書對人生而言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中青報·中青網：你有什么業余愛好嗎？

葉兆言：寫作有時候不是個好行當，整天都在想寫東西。作家有胡思亂想的權利，胡思亂想對作家來說是有好處的，但整天沉浸在自我的小天地，讓我變得有些無趣。我不喜歡旅游，也不喝酒，每天游泳也是為了和腦力勞動對沖。

不過我可能是作家中最癡迷NBA的人之一。NBA最老的運動員已經40歲了，他就是不服氣，還想打。我覺得自己就像個運動員，希望職業生涯能再長一些、再強一些。雖然已經退休了，我還有點不死心，我還能再干幾年。

曹操說過，“老驥伏櫪，志在千里”。人老馬瘦，這個“志”，也是在蒙人。還是諸葛亮說得好，“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瘁，死而后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