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2025年10月19日，吳玲玲看到石溪分校師生在黑板上寫滿了對楊振寧的悼念。黑板下擺了一排花。（受訪者供圖）
楊振寧逝世的消息迅速傳到了美國。
在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以下簡稱石溪分校）留學的“00后”吳橋城心中一驚。他原本學的是計算機，兩年前決定到石溪分校攻讀物理。簽證官問他為什么，他回答：“因為楊振寧。我想去他奮斗過的地方繼續他的工作。”由于時差，等吳橋城確認了偶像逝世消息的真實性時，美國已是10月18日凌晨，他從床上爬起來，到楊振寧生前工作過的辦公室前獻了一束花，又默默地在樓下的黑板上寫下一句：C.N.Yang, Good Night.（楊振寧，晚安。）
第二天，住在石溪分校附近的華人吳玲玲散步時發現，那塊黑板上已經寫滿了對楊振寧的悼念，有中文，也有英文。給楊振寧獻花的人，也不只是中國留學生，還有許多外國面孔。
石溪分校物理系很快舉辦了一場紀念活動。楊振寧理論物理研究所所長喬治·斯特曼（George Sterman）發言時，身后的屏幕上寫著：“永遠不會再有另一個弗蘭克·楊了。”弗蘭克是楊振寧的英文名，石溪分校的老同事們仍然習慣這樣稱呼他。
“全世界都在‘嫉妒’我們”
1965年，一個轟動美國學界的消息傳來：楊振寧決定離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到石溪分校任職。
“石溪分校請到了楊振寧，全世界都在‘嫉妒’我們。普林斯頓的人還說他們‘拼死也要留住他’，但楊振寧想換個環境。”石溪分校教授、楊振寧理論物理研究所前所長皮特·范尼烏文赫伊曾（Peter van Nieuwenhuizen）這樣告訴《環球人物》記者。
那一年，楊振寧赴美整整20年了。
抵美的最初3年多，他在芝加哥大學度過。開啟“新地圖”的契機是1949年，被稱為“美國原子彈之父”的奧本海默應邀到芝加哥大學作學術演講。楊振寧對他講的話題很感興趣，于是加入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
物理學大師恩里克·費米告誡楊振寧，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很不錯，卻不宜久待，因為那是一座象牙之塔，研究的方向太理論化，“很容易向形式主義轉變，最后與物理學的實際問題脫離關系”。楊振寧計劃只在那里待一年。
1950年8月26日，楊振寧與杜致禮結婚。（視覺中國）
然而1950年，奧本海默邀請楊振寧長期在普林斯頓工作時，他卻打破了此前的計劃，決定留下。原因有些浪漫：1949年圣誕節假期，他和同事在普林斯頓一家中餐廳吃飯，與他在西南聯大附中教過的女學生杜致禮不期而遇。兩人互有好感，開始約會了。正好，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離杜致禮念書的學校比較近。
1957年，楊振寧（右）與杜致禮的肖像照。（艾倫·理查茲 / 攝,圖片來自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謝爾比·懷特和利昂·利維檔案中心。）
這一待就是17年。
楊振寧一直記得費米的忠告，因此常去不同的大學訪問，掌握“象牙之塔”外面的物理學新發展。這一時期成了楊振寧的學術黃金時期。最著名的成果當然是他和李政道提出的“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守恒”。
當地時間1957年12月10日，瑞典斯德哥爾摩，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楊振寧（右）和李政道。（視覺中國）
兩人的論文在1956年10月1日發表時，大部分物理學家不贊成他們的觀點。但很快，一位華人女物理學家吳健雄的實驗證實了宇稱不守恒。在論文發表一年后，1957年，35歲的楊振寧和31歲的李政道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獲獎速度之快，獲獎者之年輕，在如今都是難以想象的。
1957年，楊振寧肖像照。（攝影師不詳，圖片來自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謝爾比·懷特和利昂·利維檔案中心。）
然而物理學界有個“段子”：宇稱不守恒只是楊振寧的“第二成果”。哪個是“第一”的呢？“楊—米爾斯規范場論”。
范尼烏文赫伊曾告訴《環球人物》記者，楊振寧在普林斯頓工作時，每年夏天都會去布魯克海文實驗室，在那里遇到了鮑勃·米爾斯。“楊振寧多年來都在進行非阿貝爾型的麥克斯韋理論研究，每年都前進一點，但總是沒有完全成功。最終在和米爾斯的合作中，他們于1954年一起完成了這個理論。”
“楊—米爾斯規范場論”被認為是現代物理學的基石之一。
多年后，鄧稼先遺孀許鹿希講道：“鄧稼先對于楊振寧先生在學術上的造詣十分推崇。他多次對我和朋友們說：‘如果不是諾貝爾獎規定每人只能在同一個領域獲得一次的話，楊振寧應當再獲得一次諾貝爾獎。’”
如此成就，讓年輕的楊振寧在學界備受矚目。1965年，物理學家約翰·托爾成為石溪分校校長，他想方設法邀請楊振寧加入。
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得知楊振寧有離開的想法，就開始琢磨如何把他留住。“他們想過讓楊振寧接替奧本海默當院長。奧本海默親自找他談，他說‘讓我考慮一下’。后來他告訴對方：‘我不確定我能勝任，但我非常確定我會討厭這份工作，或者我會是個糟糕的院長。’楊振寧的拒絕，對他們來說是個打擊。”范尼烏文赫伊曾說。
1954年，楊振寧的長子楊光諾與愛因斯坦在普林斯頓合照。楊振寧曾十分惋惜自己沒有與愛因斯坦合影。（商務印書館7.2021年出版《楊振寧傳》（最新增訂版））
普林斯頓至今仍留著楊振寧的印記。“學校里有個喝茶的地方，墻上還貼著楊先生的照片。”博士畢業于普林斯頓大學、現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教授的胡森告訴《環球人物》記者，楊振寧當年的工作是奠基性的，“普林斯頓現在的核心人物愛德華·維騰，實際上和愛因斯坦、韋爾、楊振寧的對稱性思想依然一脈相承”。
“因為楊振寧，它一下子成了燈塔”
2008年，石溪分校教授賈江涌（右二）與楊振寧（右一）合影。（受訪者供圖）
石溪分校教授賈江涌記得，2008年，楊振寧到石溪分校作學術報告，現場來了近千人。報告結束后，許多學生還跟在楊振寧身后求簽名。“當時校長感慨，從沒見過哪個做學術的人會受到如此多人追捧。楊振寧身上有一種明星效應。”賈江涌說。
這種特質從1966年楊振寧加入石溪分校開始便展露無遺。
當時，他著手開創一個全新的理論物理研究所。“研究所并不出名，但因為楊振寧，它一下子成了‘燈塔’，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因為他在這里，所以他能吸引任何他想要的人來。”范尼烏文赫伊曾說。
可當年，范尼烏文赫伊曾第一次接到楊振寧的邀請時，卻拒絕了他。因為石溪太偏僻了，他受邀來參觀，看見一片泥地。他的一只鞋丟在了泥里，只能光著一只腳，踩著泥，在朋友的攙扶下走出去。“現在的校園很美，但那時它又丑又荒涼。”
楊振寧也曾捫心自問來到石溪分校是否是明智之舉。“每次，我都得到同樣的答案：是的，我做得對。象牙塔畢竟不是整個世界，為建造一所新大學而出力，這種挑戰是令人興奮的。”
楊振寧又給范尼烏文赫伊曾打電話，邀請他再來一次。最終，1976年，范尼烏文赫伊曾加入了石溪分校。“多年后，我接替楊振寧成為研究所所長，發現如果有人拒絕了我的邀請，我放下自尊心再去聯系那個人，說服他來，真的挺難的。我一點也不喜歡那種感覺，而楊振寧似乎完全不在意——他總是積極面對，再次邀請，往往就成功了。他是一個非常樂觀的人。”
斯特曼后來接替范尼烏文赫伊曾，成為第三任也是現任所長。他對《環球人物》記者說，楊振寧是一位極具個性的科學家，一生之中曾幫助過許多人。
對此，范尼烏文赫伊曾也深表贊同。1976年加入時，范尼烏文赫伊曾還是助理教授，提出了“超引力”理論，楊振寧盡心盡力幫他獲得學界認可。“那時我們并不是學術中心，而那些身處中心的人通常并不喜歡新來者。如果有一個愿意支持你、幫你說話的人，那非常重要。”
在石溪分校，楊振寧是嚴肅的。他從不多言，從不浪費時間：開教師會議，只討論最核心的事項，通常5到10分鐘就結束，“而現在的會議常常要一個小時甚至兩個小時”；給別人寫郵件，一般只寫兩三行，沒有鋪陳，沒有客套，總是直奔主題。
石溪分校物理系系主任、韓裔物理學家鄭昌基（Changkee Jung）記得，有一次，他給楊振寧發郵件，邀請他來家里燒烤。楊振寧只回了一句：“I will come.（我會來。）”燒烤前一周，他又發郵件提醒，楊振寧又只回了一句：“I said I will come.（我說過我會來。）”
寫論文時，楊振寧也是如此——把所有多余的修飾都去掉，只專注于一個問題中最核心、最直接的部分。這使得他的論文篇幅短小、內容精煉。當年寫博士論文時，他第一次只寫了3頁，泰勒幾次打回去讓他寫長點，但他惜墨如金，最終也只寫了10頁。
但楊振寧也有活潑的一面。“在理論物理界，許多成名的學者往往非常傲慢，只愿意和極少數人交流。楊振寧先生不是那樣的人。”鄭昌基說。楊振寧會和人開玩笑，也擅長促進溝通，喜歡開放交流。有一回，他在理論物理研究所和數學系之間舉辦了一個聯合討論會，定了一個規則：如果講者是物理學家，那么只有數學家可以提問，物理學家不能提問；如果講者是數學家，那么只有物理學家可以提問，數學家不能提問。
在石溪分校，楊振寧的另一大成果“楊—巴克斯特方程”，開辟了物理和數學研究的新方向。許多研究數學物理的人，正是受其影響。胡森說：“數學跟物理曾經脫節了近50年。因為楊先生的工作，使得規范場跟幾何里邊的內容全都對上了，讓數學家和物理學家重新理解彼此。”
“何須惆悵近黃昏”
1997年，賈江涌初到美國，在石溪分校念物理系。他聯系楊振寧的秘書說，自己這一屆有3個大陸、3個臺灣的中國新生，能否請楊振寧先生撥冗來交流一下，為他們未來的科研方向、職業發展提一些建議。楊振寧欣然同意。不過最終，這次交流未能成行——楊振寧病了。
這年11月8日，楊振寧在家中突然感覺胸悶，去醫院檢查，發現心臟大血管有7處堵塞。醫生建議，立即進行心臟搭橋手術。
早在60歲時，楊振寧就意識到，人生是有限的，而他想做的事情還很多。70歲生日慶祝會上，他引用陸游的詩句“形骸已與流年老，詩句猶爭造化工”來表明自己的雄心壯志。
“我是1987年來的石溪分校，那時楊振寧已經60多歲了，卻仍像研究生一樣努力工作。他會把細節一項項算清楚，對于把系數寫對、把一個模型的細節弄明白，依然感到興奮。”曾任石溪分校物理系研究生招生主任的雅各布斯·維爾巴斯霍特（Jacobus Verbaarschot）說。
1997年11月中旬，楊振寧的心臟搭上了四條“橋”。手術很成功，但回憶起來，他的感覺是“奈何橋邊猛回首，此身猶在堪驚”。
1999年，楊振寧從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退休時，校方為其籌辦退休研討會的大合照。（受訪者供圖）
他決定于1999年退休。這年1月，他在石溪分校的理論物理研究所上了最后一節課；5月，新所長范尼烏文赫伊曾為他籌辦了退休研討會，“當時來了很多人，包括諾貝爾獎得主，場面很盛大”。那天留下了一張流傳甚廣的學界大合照，楊振寧站在C位。
就在退休研討會的晚宴上，石溪分校校長肯妮宣布：理論物理研究所即日改名為“楊振寧理論物理研究所”。
“后來有人告訴我，楊振寧說我們不應該這么做，而應該用這個命名的機會來吸引富有的贊助人。然而，回想起來，這是一個正確的舉動。我們將楊振寧的名字高高舉起，當作我們的旗幟。”斯特曼說。
晚宴上，77歲的楊振寧最后上臺講了話。他引用了兩句詩，如今也被石溪分校的師生寫到了那塊用來悼念他的黑板上——那天，他說：“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緊接著，他又說：“但得夕陽無限好，何須惆悵近黃昏。”
編輯：許陳靜
美編：潘大鵬
編審：呂鴻 張培
責任編輯：蔡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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