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何以中國》導演干超在拍攝現場。
上世紀80年代，考古學家蘇秉琦提出，中華文明的起源“不似一支蠟燭，而像滿天星斗”。意思是說，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紅山文化、崧澤文化等史前文明，散落于中華大地，多元并存；到了90年代，北京大學教授嚴文明又提出“重瓣花朵”一說，即以中原文化為花心，其他不同文化類型為花瓣的“多元一體”的文明格局。
如今，一部名叫《何以中國》的紀錄片，把這滿天星斗與重瓣花朵拍了出來。
從舊、新石器時代之交到夏商周王朝，直至秦漢建立統一多民族國家；從影響廣泛的廟底溝彩陶、巧奪天工的良渚玉器到國之重器青銅器，《何以中國》把中華文明的發源與發展用影像和故事串聯起來，宏大歷史與細枝末節均生動再現。節目播出后，全網累計播放量超60億次，豆瓣評分9.1分，尤其在年輕人中間掀起了討論熱潮。
“這是我從業以來拍過的難度最大的一部片子。”《何以中國》總導演干超向記者坦言。早在 2004年，他便憑借與梁子聯合導演的處女作《房東蔣先生》，技驚四座。此后，拍練體操的孩子、做中草藥的匠人、搖滾青年、礦工、農民，他謹記入行時前輩的教誨，“尊敬時代中的普通人，他們才是永遠的主角”。如今，20年過去，以人物講故事，仍然是他創作的支點。
紀錄片《何以中國》海報。
回答百年之問
2021年，正逢疫情期間，干超與遠在英國的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秦嶺電話聊天，說到中國考古學的百年之問，電話那頭脫口而出，“何以中國”。
從1921年仰韶村遺址發掘算起，中國考古學已有103年歷史。103年間，“何以中國”始終是一代代考古學者回避不了的核心議題。
“商朝之前的歷史，夾雜著神話和傳說，有一些人認為夏朝根本不存在，上下五千年存疑。所以從民國開始，既有顧頡剛為代表的疑古派，也有從王國維‘二重證據法’到李濟、傅斯年、夏鼐等動手動腳找東西的‘考古派’。用考古資料實證、尋真的學術傳統從那時候就開始了。”干超告訴記者，“經過一百多年來考古人的集體努力，積累了很多發掘成果，才給了今天的我們一個機會，把中國歷史的基點和依據實實在在講明白，把百萬年人類史、一萬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全景式地展示出來。”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秦嶺。
干超把這個宏大想法向上海廣播電視臺臺長宋炯明匯報，沒想到后者是位資深考古迷，立即拍板要做一部從考古學角度講述中華文明史的紀錄片。在國家文物局、上海市委宣傳部的指導下，上海市文物局的支持下，《何以中國》開始啟動。中國考古學泰斗嚴文明先生任總顧問，一百多位一線考古學家組成專家團。集結人馬、踩點調研、專家訪談，隨后，項目進入撰寫文稿階段。
“這是我們一開始碰到的難關。秦嶺老師組建了一個由年輕學者組成的素材編纂組，先寫出統領性的大綱和分集結構，非常嚴謹、專業，但那時我們還很難跨入考古學的門檻，更別說領會其中精髓。如何讓這些考古學成果落地為可被觀眾閱讀的影視作品？為了尋找最終稿本的撰寫者，我們找過歷史學家、文化雜志主筆、從事大眾傳播的文化記者，跟我們‘考古寫史’的目標都有距離。最后聯系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研究室主任李新偉和中山大學人類學系副教授周繁文，兩位不僅專業過硬、有歷史格局，而且文筆優美，想象力豐富。”干超回憶。
隨后，40萬字的初稿幾經推翻、刪改，進而逐字逐句推敲，一年之后，精簡打磨到8萬字，形成“秦漢”“搖籃”“星斗”“古國”“擇中”“殷商”“家國”“天下”共8集內容。看標題，只覺通俗易懂中，透著些古意和文氣。
考古學家嚴文明為《何以中國》題字。
文本就緒，上海解封，干超立即帶領紀實攝制團隊奔赴全國各地。歷時700多個日夜，跋涉超4萬公里，到訪拍攝考古遺址、考古工作站、博物館等230余處。
“足跡幾乎覆蓋全中國，天天被疫情追著跑，但是一天拍攝都沒有耽誤過”。在國家文物局和各地考古、文博人的支持下，許多博物館里的鎮館之寶都脫離展柜，進行了組合性拍攝，“這在以前從未有過，未來也不大會有”。
手握豐富素材，怎么講“何以中國”的故事？干超想到考古研究的宗旨——透物見人。
《何以中國》第一集“秦漢”，展示了湖北安陸城外“睡虎地”四號墓出土的一封家書。黑夫和驚兩名秦吏在戰場浴血，他們寫信叮囑父母多寄些錢，務必留意官府的軍功授爵文書。信末，不忘對熟識的親友絮絮問候。這是2000多年前普通士兵對家人的牽掛，今人再看，依然心有戚戚；“搖籃”一集中，導演帶領觀眾走進內蒙古敖漢旗興隆洼遺址、浙江余姚河姆渡遺址、湖南洪江高廟遺址等一個個考古現場，親歷新石器時代，先民們的飲食起居、耕作生產、喜怒哀樂。
黑夫和驚兩名秦吏。
“發掘文物背后的人物和故事是一回事，更難的是把它視覺化。”干超說，“正是因為有了百年考古發現和學術研究成果的支撐，《何以中國》設立了一個屬于考古學科的學術目標：復原古代社會。祖先什么時候開始馴養家豬，當時的家豬形態和今天有何區別？一個陶罐應該放在屋子里的什么位置？它用來汲水還是釀酒？良渚祭祀時貴族如何佩戴繁復的各類玉器？商青銅器冶鑄，銅錫鉛的配比是怎樣的？類似這些問題，必須巨細無遺且精準地通過一幀幀畫面呈現給觀眾。”
例如，“星斗”一集里，有間氣派的大房子驚艷亮相，它便是團隊等比復原的仰韶文明時期，位于河南靈寶鑄鼎塬的西坡房址F105——迄今所見仰韶時期最大的單體建筑之一，或許是五千多年前仰韶文化西坡聚落的公共儀式中心。
“不像商周及之后的內容，有歷史文獻的生動記載，史前復原唯一的依據就是現有考古成果。所以在復原這間房時，我們請來發掘該遺址的考古學家李新偉、馬蕭林和魏興濤，在他們的指導下，美術團隊反復探討、設計后，逐步完成了這項浩大的工程。”最終，一個總面積達516平方米、外帶回廊、由96根巨木柱支撐、房屋內部遍涂朱砂的巨室呈現在片中。史前部落的首領在此議事，民眾來這里參加公共活動，一個青年在此舉行他的成人禮……
《何以中國》團隊復原的西坡房址。
“在《何以中國》的電影部分，我們完成了335場戲所需的近70個電影場景復原。從田園洞人站立的洞口，到漢朝在敦煌設立的郵驛機構懸泉置，橫跨了4萬年時光。”干超說，不時有導演勸他，用專家采訪來填補和替換這樣艱巨的古代社會復原，省時省力省錢。但他還是選擇不變初衷，咬牙做下來。“只有這樣，觀眾才能沉浸地走入那段歷史，從而也讓《何以中國》回歸紀錄片‘求真’的根本品質，擁有長尾的檔案價值。”
《何以中國》中，演員胡歌飾演懸泉置吏卒嗇夫弘。
何以中國？片子的最后一集給出了答案——人聚為邑，邑聚為國。這句旁白說完，一張張面孔閃回——遠古時期吹著骨笛的少年，獨自遠游、探索未知世界的青年，為國征戰的士兵，為民求生的文人，遠嫁異域的公主，勵精圖治的帝王……“我們用了影像的隱喻方法，讓觀眾看到，隨著歷史的前進，‘中國’的人格也在不斷成長、豐富。披荊斬棘的中華先民鍛造了古老的文明，成就了今日中國，他們是推動時代前進的動力。”干超解釋道。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家、北大考古文博學院教授趙輝評價《何以中國》：“對萬年以來的中國文明的形成和發展有一個長程的、整體的和清晰的敘事，這是極其難得的。這部作品既是萬年中華文明的歷史縮影，也是對百年中國考古學史的真摯紀念。”
《何以中國》團隊在四川大涼山拍攝。
紀錄片人的樣子
“歷史愛好者狂喜！文案、鏡頭、故事都相當出色。”“對歷史人物的情感描繪，使遙遠的歷史變得鮮活立體。”“史前到秦漢僅僅是開始，期待后續。”在社交媒體平臺，年輕觀眾通過彈幕評論表達了對《何以中國》的喜愛，他們逐幀觀摩，文案中的生僻字、一閃而過的陶罐、演員衣領上的紋飾……任何細節都逃不過一雙雙火眼金睛。
“我原本就希望觀眾能沉浸到這段數萬年的歷史追尋中，自己去尋找答案。現在看到大家的反饋，特別欣慰。之前再苦再難，都是值得的。”
電話那頭，干超語氣松快。《何以中國》項目從籌備到上線，歷時3年有余，對主創們的身體和精神造成不小損耗，難怪干超說，自己現在正處于“休養階段”。他還自我警告，“不能再頭腦發熱，下次做項目一定要謹慎評估”。
事實上，幾乎每拍完一部作品，他都要說“下次一定”的話，而每一次的創作，他也總主動給自己上難度。
《何以中國》之前，干超還拍了部出圈作品《本草中國》。2016年，這部講述傳統中藥制法的片子，在江蘇衛視播出，收視超越了多檔金牌綜藝節目，使他和團隊一下子成了紀錄片行業的紅人。談起創作契機，干超心中五味雜陳：“看到工業時代，許多手工制作的中藥滿足不了大批量的市場需求，導致手工古法后繼無人，心里十分遺憾。”于是，記錄下即將消逝的傳統技藝，展現中藥正在經歷的迭代與新生，成了他做這部片子的初心。
為了還原中藥原始狀貌，干超只拍攝道地藥材。但想拍到長在野外極限環境里的優質純真藥材，可不容易。
“野生石斛長在絕壁上，很多采藥工甚至為此犧牲。再如長在原始叢林深處的龍血樹、野山參和海拔幾千米的何首烏，為拍這些我們不知道摔掉了多少架無人機。”
“拍紀錄片是個體力活，每拍一部都能瘦個十來斤。”干超苦笑道。
長相文弱的他，本科畢業于復旦大學中文系，早年發表過小說，并不是典型紀錄片導演的樣子。后來到英國念戲劇電影專業，回國后，進入上海電視臺旗下的紀實頻道工作。
當時的頻道制片人笑言他“整天白白凈凈，不像個紀錄片人的樣子”。干超就問：“什么是紀錄片人的樣子？”對方答：“剛從深山老林里出來，15天沒洗澡，胡子拉碴地趿拉一雙鞋。”一番話讓他突然對這行有了熱情，“像原始沖動，敢于直白地表達自己的看法，很自由”。
2004年，他初試牛刀，與梁子聯合導演了處女作《房東蔣先生》，講了一位上海“老克勒”（滬語，意為受西方文化影響的老白領）遭遇房子拆遷的故事。這是一部反映宏大歷史背景下普通人命運的作品，榮獲了中國電視藝術家協會年度評選紀錄片金獎。4年后，他又以一部講述體操學生背負家庭希望的《紅跑道》，斬獲包括巴塞羅那國際紀錄片節最佳紀錄片獎在內的14項國際大獎。
紀錄片《房東蔣先生》海報。
記錄時代，記錄歷史
事業起步階段，有件事兒，干超記得清楚。
那是在一次頒獎禮上，輪到他發表獲獎感言，他上去就說：“我會一輩子做紀錄片。”臺下的老前輩聞言：“話說得有點早啊。”
如今20年過去，他還扎在行業里。在電視臺時做編輯、導演、制片人、總監，后來去商業公司和資本市場打交道，又進互聯網大廠干管理。兜兜轉轉，都是圍著紀錄片忙活，最愛干的也就這個事兒。“所有改變、經歷都是財富。但對紀錄片的熱愛一直沒有變過。我們這個行業沒什么錢，但是卻讓人內心充盈。”干超感慨。
1991年，中央電視臺與日本東京廣播公司合拍了一部紀錄片《望長城》，展現了那時的長城風光和百姓生活，被譽為“中國紀錄片發展的里程碑”。其后，將鏡頭對準普通人的生活，蔚然成風。到了新世紀初，內地影視行業進入大片時代，大投入、大制作的紀錄片也應運而生；直到2012年，一部《舌尖上的中國》，則讓這種相對小眾的藝術形式真正走進大眾視野，人們驚覺，原來紀錄片也能成爆款。最近幾年，國潮風起，《我在故宮修文物》《如果國寶會說話》等作品又在年輕群體間引發追更熱潮。
兜兜轉轉，干超始終扎根在紀錄片行業。
“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越來越多人會從純粹的娛樂搞笑中解放出來，選擇原創、高品質、深刻、真實的內容，這是我們紀錄片人的好時代。”干超解釋，“這是國家引領、產業革新、平臺繁榮、年輕人成長、時代審美變遷等多重因素作用的結果。但無論行業如何變化，真實是紀錄片的生命。紀錄片導演永遠追求以真實為準繩，記錄時代，記錄歷史。”
采訪最后，話題又繞回《何以中國》，干超特別提到不久前去世的嚴文明先生：“作為《何以中國》的學術總顧問，他不但親自審讀、修改紀錄片文本，就拍攝工作提出諸多關鍵性意見，還為《何以中國》題寫了片名。對歷史，通過這次拍攝我有了新的理解——歷史不是死去的文本或遺跡，它能反哺現實，啟發未來。就像嚴文明先生在片子最后說的——中國文明就是多元一體，持續發展。我們中國人認識了自己的歷史，應該對未來的發展充滿信心。”
干超與考古學家嚴文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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